盡管仍然面臨巨大的爭議，但西方國家對華為的態(tài)度或許正在發(fā)生悄悄的改變，從西方媒體的報道中，我們可以發(fā)現一絲痕跡。

　　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把《誰在害怕華為？》作為封面報道。封面上，幾個代表華為的巨大手機屹立在全球化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但手機的屏幕上是鮮紅的中國國旗以及一只警惕的眼睛，視覺上頗為驚悚和震撼。

　　但這種構思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華為在過去一段時間全球擴張的遭遇，盡管到今年上半年為止，按照銷售額計算，華為已經超越愛立信，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商，但西方國家對“安全問題”的憂慮仍然是阻礙華為繼續(xù)擴張的最大障礙。

　　最直接的莫過于美國市場。盡管華為在美國之外徘徊多年，但一直不得其門而入，特別是2004年與思科的世紀知識產權之戰(zhàn)，直接把華為擋在美國之外好多年，之后因為“安全問題”，華為在美國市場除了手機銷售之外，基本處于“顆粒無收”的狀態(tài)。

　　更糟糕的是，“安全問題”是個全球問題。在印度市場，華為（包括中興）一直面臨來自政府的各種安全審查，并被看作是惡性競爭者。今年3月，澳大利亞國家寬帶網項目，華為同樣被拒之門外，理由仍然是澳大利亞政府擔心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

　　任正非曾經入伍的經歷以及華為一直保持的低調和神秘是西方國家揮之不去的“陰影”，也成為他們攻擊的主要“箭靶”，盡管任正非1983年創(chuàng)辦華為時已經從部隊轉業(yè)，但這絲毫不能減輕西方國家的擔憂。

　　無論是中國市場還是全球市場，任正非都采取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zhàn)略。憑借當年的價格戰(zhàn)以及員工的奮斗精神，華為展示給全球一個全新的形象：一個技術創(chuàng)新者以及一個全球品牌。

 　　但持“陰謀論”的批評聲音認為，華為的崛起肯定還有其戰(zhàn)略之外的其他原因，比如接受中國政府的補貼。一直有人懷疑，華為會在網絡中內置類似“特洛伊木馬”的網絡后門，一旦處于戰(zhàn)爭時期，中國政府可以輕易控制這些“后門”從而導致對方網絡癱瘓。

　　不過，這種聲音似乎更多來自銷售人員的“說辭”。頗為諷刺的是，據美國《連線》雜志調查，思科公司的銷售人員同樣會向銷售對象承諾思科的網絡易于監(jiān)控，更諷刺的是，思科做出承諾的對象是中國。

　　當然，在國家與國家的政治博弈背后，主張“華為威脅論”還有謀求經濟利益的巨大空間，因為限制華為的做法將讓華為的競爭對手獲益。

　　在此基礎上的“安全論”似乎僅是個口號。如今，不論哪個設備商的產品恐怕都包括中國部件，不少設備商已經在中國實現完全的本地化生產，僅僅審查華為似乎并不能解決西方擔憂的“安全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一視同仁，對所有設備商的硬件來源和軟件代碼建立審查制度，可惜，美國并沒有這樣的制度。

　　現在，華為已經在試圖采取更加開放的態(tài)度來迎接全世界的目光，可是，如何才能真正消除西方的疑慮？《經濟學人》提出，華為應該進一步開放，其中包括采取上市等手段，但這在不少華為人看來，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作為中美貿易的縮影，只要中美貿易仍然存在政治和經濟博弈，類似華為的問題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決。值得欣慰的是，作為西方媒體，《經濟學人》已經看到，至少，技術民族主義肯定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案。